以上问题提示立法决策在实施“保护原则”的过程中，要按照环境正义理念来重新思考环境“风险评估”的过程与方法。忽视个体差异和民主参与的问题可以通过“风险管理”来纠正，在风险管理过程中，一定要保障相关利益群体的知情权与参与权，这也是实现环境政治民主的良好契机[]。环境正义要求保护弱势群体的环境利益，风险防范原则与保护原则的宗旨在于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免于环境威胁。所以风险证明责任应该由实施危险责任的一方承担。这一点应该体现在有关证明责任的环境立法与司法实践中。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原则”实际上就是学界所称的“污染综合防治原则”。蔡守秋教授认为其定义应为：“对污染的整体、系统、全过程、多种环境介质的防治。”[]由此看来，其意义相当于“预防原则”，即对开发和利用环境行为所产生的环境质量下降后果采取预测、分析和防范。预防原则(Prevention Principal)被称为是“环境法的灯塔”，甚至被称为是“黄金原则”。在国际环境法中，预防原则产生于处理跨界污染的“特雷尔冶炼厂案”，与“一国不得损害外国环境的国家责任”有着密切联系，要求各国在环境立法、政策制定、污染管控等方面具有避免跨境损害的勤勉义务[]。

有学者认为区别“预防原则”与其他原则的关键在于预防措施的采取不以充分因果关系的存在或者充分证据为前提[-]。这就导致在环境行政管制的过程中预防原则可以充分地适用；而在以证据与事实为导向的司法裁判过程中，预防原则的适用受到阻碍，司法环境正义也就无法实现。环境问题的举证需要专业知识，普通人对环境领域的专业不甚了解，无法有力举证；环境污染的潜伏时间较长，受害者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遭受健康损害却不知具体的原因，或者因为时间较长面临证据灭失的危险，也就无法及时在环境损害司法裁判中获得环境正义救济。预防原则使用的前提是“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对预防成本与所获得的经济环境效益进行比较才能决定是否采取预防措施，作为环境影响评价(EIS)制度的一部分，“成本-效益分析”被广泛应用⑧。成本效益分析之所以在实践中获得人们的信赖在于强调货币价值同时量化利益和收益，这无疑为选择提供了现实的依据。但“成本-效益分析”经常得出一些糟糕的结论⑨，原因在于将成本量化，就是在决策过程中推行财富至上或是货币至上方法。市场经济的投票不可能完成社会的公平分配，它牺牲了社会分配的公平去追求财富和利益的最大化[]；公共决策会影响到社会成员的利益，故社会成员都对公共决策享有发言权，“成本-效益分析”显然忽视了这一点[]。这也是被环境正义论者极力反对的方法。

⑧1930年代美国一些州法令中，规定控制洪水的项目审批和决策必须运用成本效益分析。1969年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要求一项环境影响评价应当在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备案。1974年的《太阳能研究、开发与示范法》规定太阳能项目的合理性必须有成本效益分析加以论证。美国总统里根在1981发布12291号行政命令，规定一项条例是否通过和执行，是否具有重要性等问题都要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加以证明。中国也借鉴国际经验，在197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中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2002年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较为系统全面地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其中第17条关于“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内容中，明确规定了“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的经济损益分析”。参见42 U.S.C 4332(2)(B)(1976)，42 U.S.C. 5877(C)(1976)，46 Federal Register 13, 193(1981)。

一个例子是Philip Morris烟草公司对捷克增加烟草消费税做了一个成本效益分析，竟然得出了如果政府鼓励吸烟，将会增加财政收入的结论。原因是因为吸烟导致烟民早死将为政府节省一笔数额庞大的医疗费用和养老保险费用，它将有效地抵消烟草发展对公共财政形成的负担。参见Philip Morris Funded Study of Smoking in the Czech Republic stating that the Czech government had a net gain of $147.1 million from smoking 28nov00, ,2015-01-07；另外一个例子是世界银行(Word Bank)首席经济学家Lawrence Summers的成本效益分析研究报告则论证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污染转移的合理性。参见约翰·贝米拉·福斯特《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