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7年，总书记又提了一个要求：上海这种超大城市的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上海要率先解决这个世界级的难题”。他说，整个城市是个生命有机体，高楼林立，地下的各种管道川流不息，地面上的各种车辆川流不息，这也就像长江滚滚而来一样，逝者如斯夫，但是一刻也不能停。上海要停止一刻，瘫痪一刻，那不可想象。城市精细化管理，必须适应超大城市。

这五年，总书记每提出一个要求，我们就抓紧落实，这也成为上海新的一年工作中最鲜明的特色。

在我印象中，最精彩的要数总书记结合代表发言的即席插话。从这些插话当中，既能看到他平易近人的一面，也能看到他对很多问题的真知灼见。

2013年，谈到稳中求进，他说，稳中求进这四个字“名堂”还是很深的。当年是对经济工作提出来的，现在是工作的总基调，内涵在延伸。

讲到核心技术，他说，核心技术不掌握，始终不可能由大转强，而且核心技术是不能依赖国外引进的。我们如果在弱小的时候，拿上个把核心技术倒还容易，但现在对其他国家来讲，我们像“庞然大物”了，不是说我们是“庞然大物”，而是人家已经把我们讲成是“庞然大物”，有的认为“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不希望我们做强，有的就把我们视为一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去西方国家拿核心技术，无疑是与虎谋皮，是不可能的事。

讲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他说，国家的发展进程一般都有一个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不太容易的，还是要走工业化、后工业化这个道路。中国的国情缩短了这个道路，但是超越或一蹴而就是不行的，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有一个并行、双轨阶段，中国空间那么大，在幅员辽阔的国土里，同时存在几种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各类密集型产业，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是有它的平台，可以继续大展身手，并不是绝对化的。“腾笼换鸟”，更好的鸟还没进来，把其他鸟先放飞了，这是不行的，除了提升附加值、高端化，还要养活人，这个功能不能废除。即便将来现代服务业发展起来了，一般服务业还是要存在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功能区域，要进行分类指导、分类施策，就怕是大呼隆，一哄而起、一哄而散。

关于改革方向的问题，总书记指出，改革是要有基本框架的，这个框架不能逾越，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全盘西化的改革。改革是有范围的，也是有纪律的。

关于民生问题，他讲到了“民粹”现象。他说，民本、民粹是有界限的。民粹是一味的极端化，超越阶段、竭泽而渔，甚至把它作为一种政治目的，不顾后果的开空头支票，最后会造成负面、反向的效果。现在西方国家面临福利黑洞，我们刚刚起步，搞民生保障全覆盖是我们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但到了他们这一步就走向反面了，我们不能步他们的后尘。他讲，这就是辩证法。

关于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他说，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做明白人，中央在想什么，中央要求什么，中央希望达到什么目标，要自觉领悟、主动落实，不要等着别人来督促、来要求，甚至上面说了好几遍自己还无动于衷、漠然置之，这就缺少政治敏感性。广大干部都能主动按照中央要求去做，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就能做得更好。

采访组：请您给我们讲讲习近平同志在上海代表团与代表互动的精彩瞬间。

殷一璀：习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除了讲重大问题，还有很多精彩插话，跟代表们的互动很有趣。我们的老代表们常常讲，总书记跟代表们互动是提前“做过功课”的。比如，见到主持人曹可凡，他问：“最近你主持什么活动呢？”见到中央芭蕾舞团的冯英就问：“你们的《红色娘子军》最近还在演吗？”碰到上港集团的代表就问：“你们的集装箱吞吐量还是不是全世界第一？”听说上港集团购买了一个足球俱乐部，还问“你们上港队最近踢得怎么样”？碰到上海社科院的王战，就跟他说：“你递上来的材料我看了。你最近到长江流域去走过了吗？”遇到崇明的代表，他就会说：“我还记得你们崇明有个老酒的品牌。已经很久没到崇明去了，还是很想到那个地方去看看。”总书记和代表，包括基层代表，几乎个个都能够谈得上话，代表们也慢慢习惯了和总书记互动，主动跟他打招呼，向他“自报家门”，介绍基层的一些情况。